齐商在上海滩的辉煌历程

□淄博日报/淄博晚报/博览新闻

记者 杨秋云 通讯员 薛方媛

三千年泱泱齐风，孕育了开放包容、重工崇商的传统。世代相承的齐商在近现代更是与开埠后的上海实现了经济上的同频共振。以周村商埠为典型的齐商与上海互融互通，在上海和中国商业史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

在20世纪的上海，商业竞争就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齐商们，无疑是这场战争中最勇敢的战士。近日，由上海市淄博商会主办的“齐商与上海”主题讲座举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朱丽霞在讲座中精彩阐述了齐商悠久的商业传统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并特别以周村商埠为例，生动展示了齐商与上海的密切互动。她还揭示了在近现代革命浪潮中，齐商在上海的爱国事迹以及展现出的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

■ 齐商之根：商业文化的源流与传统

周村被誉为旱码头

齐地在立国之初便由姜太公提倡“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因地制宜的商业兴国政策孕育出齐国的重商传统。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推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制度，大力发展商业经济。

商业是国家繁荣的基石，古代齐国凭借商业的兴旺实现了国家的大治。史书《史记·苏秦列传》曾记载了齐国都城临淄的繁荣景象，“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描绘出一幅生活富裕、文化娱乐丰富的社会画面。齐国丝织业的发达更是显著，特别是其生产的“齐纨”丝绸，不仅是上层社会所熟知的珍贵商品，也见证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经济互动与变迁，成为齐国商业繁荣的重要象征。

“齐纨”这一名词在古代诗文中也频繁出现，成为常见的文学意象。其历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穆天子西巡时便有“衣阿锡，曳齐纨”的记载，该记载出自《列子·周穆王》。唐代诗人张籍曾写道：“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表达了“齐纨”的珍贵。宋代和清代的诗歌中也分别有“齐纨四座寂不动”和“自题诗句写齐纨”的描写，显示了“齐纨”在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例子都展示了“齐纨”不仅是齐地商业的象征，也是文化记忆的承载物。

齐商的传统已经绵延了数千年，包括重视工商、礼法并重、开放包容以及创新务实等价值观。这一传统不仅在近现代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在当代社会仍然闪耀着强大的精神光芒。

■ 周村缘起：上海商贸的齐商印记

上海的山东会馆

山东会馆大厅

在繁华的上海滩，齐商这一名字曾如同一道流光，划破了平静的商海夜空。在近现代的上海，齐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其实早在清初，上海就出现了山东商帮，晚清道光年间，上海的山东籍官员重新找回地界碑，见证了这段历史。1864年，开埠后的上海租界出现了山东路，设立大量报馆，如申报馆、时报馆等。山东路后更名为“望平街”。

根据1915年4月17日的《申报》报道，上海的山东商帮商号数量达到了1512家，这一庞大的数字使山东帮成为民国时期上海四大商帮之一。这四大商帮包括本地帮、山东帮、江北帮和安徽帮，其中本地帮和山东帮的势力最为显著。

齐商与上海的紧密联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在清顺治年间，山东商帮就已在上海县城成立了关山东公所，这是上海最早的会馆之一。它的成立不仅开启了各地商人在上海设立会馆的先河，也展现了齐商深厚的地域情谊和文化精神。

在近现代，齐商与上海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且多样化。例如，张连诚这位淄博人，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的学生之一，他留学归来后还长期管理上海外滩一号的商业事务。同时，周村的陈继康通过家族生意将博山琉璃销往全国各地，并在上海开设了商号。此外，博山的鲁菜也在清末传入上海，沪上多家知名餐馆如会宾楼、悦宾楼等都有经营。

上海的山东商帮、山东会馆和山东旅沪同乡会在近现代的蓬勃发展，进一步证明了齐文化精神的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这种精神不仅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也加深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

■商路相连：周村与上海的经济互动

周村谦祥益申庄旧址，上海宁波路321号

在近现代，齐商与上海的联系密切，其中周村与上海的商贸往来尤为紧密。位于齐国於陵邑的周村，自古便是丝织中心和商业繁荣地。到了明清时期，周村商业进入鼎盛时期，民谣传唱“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锦缎”，展现了纺织业的普及与繁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述了清初周村“康熙乙亥间，周村商贾云集，趁墟者，车马辐辏”的盛况。他在此教书33年，创作了《聊斋志异》。清乾隆年间，周村获御赐“天下第一村”，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等美誉，彰显其在经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清代中期，章丘孟氏家族在周村开设了谦祥益、万福祥等八大商号，经营多种商品，促成了繁荣的丝织业和金融业。1904年，周村自开商埠，商号、作坊多达5000余家，被誉为“旱码头”。胶济铁路开通后，周村工商业鼎盛，甚至超越济南。在1933年的《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中，除周村镇外，其他均以县为单位展示商贸情况，凸显了周村商贸地位的重要性。

因商业极度发达，周村几乎与上海同步迈向开放和现代化。1880年，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仅五年后周村便也有了电报局。早在1881年，《申报》便开始报道周村的商业信息，随后，《泰晤士报》《大陆报》《时报》《英语周报》等也将关注点延伸至周村。1895年，山东最早的电话公司在周村设立。到了1902年，周村商业银行更是在上海开设了分行。与此同时，西洋器物如西餐厅、舞厅、咖啡馆、欧式家具、自行车、打字机、缝纫机等在周村大量出现。那 时，西式文化习俗如早茶、下午茶在周村极为流行，周村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国Levis香皂的中英文广告。周村英美烟草公司经理刘蓬山鼓励妻儿穿着西装、连衣裙，引领潮流。

周村的商贸业与金融业之发达，不仅延续了开放包容、重工崇商的齐商传统，也与上海经济形成了同频共振，在中国近现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26年，周村的银号、钱庄数量在山东境内居首位，流通货币多达十余种，包括国内外众多货币种类，体现了其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村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计算法》便是对周村金融先进性的有力证明。

以丝绸为媒介，周村与上海的商贸联系日益密切。知名丝绸品牌“瑞蚨祥”和“谦祥益”均源自周村。1889年，齐商朱季和已在上海销售周村丝绸，吸引了上海绸商常驻周村进行采购。周村的同丰缫丝厂更是由上海全权包销，并通过洋行将丝绸出口至欧美。到了1936年，周村每日运往上海的丝绸多达五六千匹、七八千箱，其数量之大甚至对江南丝绸业造成了冲击，并引起了江南丝商的不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周村丝织业的发达。

■ 逆流而上：革命浪潮中的上海齐商

上海山东路的申报馆

在近现代革命浪潮中，身居上海的齐商与山东商会积极响应，募集财物，留下大量爱国爱民的英勇事迹。山东护国军起兵前，在沪山东帮筹捐六千元及军毯五百床；“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山东会馆积极庇护东北、山东籍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会馆成为革命秘密联络处，为延安递送情报；周村人张志朝于1918年在上海静安寺开立山东餐馆，成为新四军的秘密接头点；周村人王念忱不仅保存了柳亚子手稿，还将大量古董、古画捐献给博物馆……

1906年，山东会馆成立，占地百余间房舍，捐款的12家关山东商帮中以辽东帮为最，其次是周村帮和朝鲜帮；周村的谦祥益、瑞林祥、瑞蚨祥、瑞生祥、庆祥号等上海分号也是山东会馆的积极筹建者。山东会馆在上海广泛联络资源，帮助同乡，赈灾募捐。比如，同乡兑钱被拒，会馆签名起诉；丝绸被骗、被盗，汇票遗失，会馆出面帮助寻找。此外，山东会馆还创建了齐鲁公学，助力教育事业。遇到灾年，则在上海成立“山东赈捐收解处”，在海外亦设有大量赈捐处，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山东筹赈网络。

山东会馆在上海的各地会馆间具有显著的影响力。靖江旅沪同乡会和东北旅沪同乡会的成立都得到了山东会馆的支持；1912年，中国靖航保商会的成立大会在山东会馆举行；1922年，关山东丝业赴美参加全球丝绸大赛，山东会馆为其筹办了欢送盛宴……这些事件均展示了山东会馆在上海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尽管受到法租界扩界的影响，山东会馆逐渐衰落，旅居上海的山东同乡会也出现了分裂，但以山东商帮和会馆为代表的齐商在近现代上海仍留下了辉煌的印记。齐商与上海的紧密联系、周村与上海的经济共振，向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传递了历史悠久的齐商传统，彰显了开放包容、经世济民的齐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