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历史瞬间：南京解放时陈修良拜访军政委幕后故事大揭秘

引言：

世人皆知南京解放时那场惊心动魄的渡江战役，却鲜有人知在这场战役的背后，还有一位身着旗袍的阔太太在暗中为我军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4月24日，南京刚刚解放不久，一位优雅的女士来到了35军驻地。她不卑不亢地对警卫员说：＂我是陈修良，要见你们军政委。＂这位看似养尊处优的阔太太，为何能直呼军政委何克希的名字？她又为何能在警卫员将她拦下时，依然坚持要见军政委？更令人不解的是，当何克希将军匆匆赶来，为何会对着这位阔太太露出如此激动的神情？

一、从大家闺秀到地下党员

陈修良出生于1908年，在浙江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丝绸商人，在杭州、上海等地都开设有商铺。优渥的家庭环境让陈修良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精通诗词歌赋，还学习了英语和法语。

1925年春天，17岁的陈修良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后全国各地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彻底改变了这位大家闺秀的人生轨迹。她开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在一位进步教师的引导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26年，陈修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通过组织介绍，成为了向警予的秘书。在向警予身边工作期间，陈修良不仅学习了革命理论，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向警予教会她如何在危险环境中保护自己，如何与同志们进行秘密联络，以及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判断局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修良被组织安排转入地下。她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优雅气质，成功打入上海滩上流社会圈子。在这期间，她以经商为掩护，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协助营救被捕同志。一次，她利用自己精通外语的优势，装扮成英国商人的翻译，成功将一批重要文件从租界内转移出来。

1935年至1945年间，陈修良在上海、南京等地活动。这十年间，她逐渐从一名普通的地下工作者成长为老练的情报工作人员。她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商业人脉，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期间，她曾多次遭遇敌人的追查，但都凭借机智和冷静化险为夷。

1946年初，组织决定在南京建立一个重要的情报站。考虑到陈修良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出色的社交能力，组织决定派她前往南京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此之前，她专门到延安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特殊训练，为即将开展的地下情报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正是这样的经历，为陈修良日后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成长轨迹，展现了一位从大家闺秀到革命者的蜕变过程，也为她后来在南京的传奇经历埋下了伏笔。

二、南京潜伏的双重身份

1946年深秋，陈修良以一位贫苦老妈子的身份出现在南京城。她租住在下新街一间简陋的棚屋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挎着一个破旧的竹篮，到附近的菜市场帮人买菜。她的邻居们只知道这是一位从乡下来投奔亲戚却未能如愿的可怜人。

这位老妈子很快在附近几户人家做起了零工，她勤快能干，做事麻利，很快就在当地打出了名声。特别是在一位军统特务家中做工时，她总能听到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但这个身份确实存在诸多限制，无法接触到更高层的信息来源。

1947年初，这位勤劳的老妈子突然从南京城消失了。一个月后，一位名叫张夫人的富商太太出现在南京，她在新街口附近租下了一座带花园的洋房，还在夫子庙开了两家绸缎庄。这位张夫人正是陈修良的新身份。

为了让这个身份更加可信，陈修良特意请上海的同志帮忙，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几则关于张氏企业的商业新闻。她还在南京的银行开设了账户，并真实地经营着绸缎生意。每个月，她都会去上海采购一批货物，这些商业往来既可以掩护她的真实身份，又能为组织的经费来源提供合理解释。

张夫人很快就在南京上流社会崭露头角。她举办了几次别开生面的茶话会，邀请当地的名媛贵妇参加。在这些场合中，她展现出了与其他阔太太们截然不同的气质——既不装腔作势，也不故作高雅，反而表现出一种天真烂漫的性格。

麻将桌成了陈修良获取情报的重要阵地。她在家中设置了固定的麻将局，每周二、四、六都有固定的牌友来打牌。这些牌友大多是军政要员的夫人或者亲属。在牌局间隙的闲聊中，这些太太们经常会不经意地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

陈修良还特意结交了几位军统特务的夫人。这些特务家属完全想不到，这位在牌桌上总是输钱还输得甘之如饴的张太太，就是他们正在全城搜捕的地下党负责人。一次，军统特务甚至到她家中搜查，看到满屋子的珠宝首饰和化妆品，又闻到了屋内浓郁的脂粉香气，便草草了事地离开了。

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张夫人还培养了几位可靠的线人。比如在新街口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表妹，实际上是负责监视国民党要员购物时的谈话内容。还有为她开车的司机，则负责暗中观察城内军队调动的情况。这些线人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也不知道张夫人的真实身份，只是按照各自的任务独立工作。

这种双重身份的转换，让陈修良在南京站稳了脚跟，为后续建立更大规模的地下情报网络打下了基础。她在上流社会的活动圈子越来越广，获取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这为党组织在南京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组织发展与情报布局

1947年下半年，陈修良开始着手建立一套新的密码系统。这套系统以古诗词为基础，将情报内容隐藏在看似普通的书信中。比如＂东风桃李雨纷纷＂这句诗中的＂东风＂代表军队东调，＂桃李＂则暗指具体的部队番号。这种方式不仅便于记忆，而且即使书信落入敌手，也难以破译。

在南京的《新闻日报》中，陈修良成功安插了三名地下党员。这些同志利用报社的便利条件，不仅能够及时获取各类信息，还可以通过报纸上的特定版面布局和用词来传递暗号。例如，某则广告如果出现在报纸右上角，就意味着有紧急情报需要传递。

为了扩大情报网络，陈修良在南京的各大高校中发展了一批进步学生。这些学生表面上是普通的求学者，实际上却承担着观察军事调动、搜集敌军情报的重要任务。她特别注重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发展地下党员，因为这些学校周边驻扎着国民党的重要军事单位。

1948年初，陈修良创立了一个名为＂南京妇女文化协会＂的合法组织。这个协会表面上是举办读书会和慈善活动，实际上却是一个情报传递的重要据点。协会成员们经常举办义卖活动，借此机会将情报藏在售卖的书籍夹层中传递。

在与军统的较量中，陈修良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她故意在某些地方留下蛛丝马迹，引导军统的注意力转向其他方向。有一次，她让线人故意在军统人员面前透露，地下党的重要据点在下关区，结果军统将大量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那边的搜查中，而真正的情报网络却在其他区域安然无恙。

陈修良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备用联络网＂。这个网络由一些看似与地下党毫无关系的普通市民组成，如街边的修鞋匠、报童、清洁工等。一旦主要联络渠道被破坏，这些人就会接替传递情报的任务。这种多层次的组织架构确保了情报网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南京的中山路上，陈修良开设了一家＂仁和药铺＂。这家药铺不仅是一个情报交接点，还成为了接应受伤同志的临时医疗站。药铺的抽屉里总是准备着一些常用药品，而药铺的地下室则暗藏着一个秘密的联络点。

随着工作的深入，陈修良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南京城区的完整情报网络。这个网络分为内外两层：内层负责核心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外层则负责信息的初步筛选和安全保障。两层之间严格隔离，互不往来，这种结构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组织的安全性。

到1948年底，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地下组织已发展到两千余人。这些党员分布在南京的各个领域，有的在政府机关，有的在军事单位，有的在学校医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每个党员都只知道与自己直接联系的一到两个人，这种单线联系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组织的安全。

四、渡江战役前的关键情报工作

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南京的统治日渐动摇。这个时期，陈修良和她领导的地下组织面临着最为艰巨的任务：为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搜集情报。

1月中旬，陈修良通过在总司令部任职的一位交通参谋，获知国民党正在长江沿线布置重兵，准备在江防要地部署大量火炮。她立即启动了沿江观察网，派出多名党员化装成渔民，对江防工事进行细致勘察。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用最原始的方式丈量水深，记录阵地。

2月，陈修良组织人员打入了国民党军需仓库。通过对军需物资的统计，她准确掌握了南京守军的实际数量。同时，她还通过在军需处工作的地下党员，获知了各个军火库的具体位置和储备情况。这些情报为后来解放军精准打击敌军军需设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3月初，一个重要情报引起了陈修良的注意。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突然开始为高级军官家属准备后路，大量军官家属悄悄转移到上海和台湾。她立即派人加强对机场和码头的监视，并通过在外事部门的关系，掌握了国民党高层准备撤离的具体计划。

3月下旬，陈修良在一次例行的麻将局上，从一位将军夫人口中得知，国民党正在秘密建造伪装阵地，企图误导解放军的判断。她立即组织人员对这些伪装阵地进行实地考察，绘制了详细的地图，标明了真假工事的具体位置。

4月10日前后，陈修良通过在邮电部门的地下党员，截获了一份重要电报。电报显示国民党军队即将在某些江段撤走守军。她立即派出多路人马核实这一情报，并最终确认这是国民党有意为之的诱敌之计。这一发现为解放军避免了可能的损失。

4月20日前夕，陈修良获得了一份最为关键的情报：南京卫戍司令部的详细防务部署图。这份图纸不仅标明了守军的具体位置，还包括了对空设施和军事指挥所的分布情况。她立即启动了最高级别的紧急联络机制，将这份情报火速送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在渡江战役前的最后几天，陈修良还组织人员在预定的登陆点附近设置了隐蔽的指示标志。这些看似普通的渔火和树枝，实际上都是为解放军指明方向的重要标识。同时，她还动员了一批江边的渔民，准备好渔船以接应解放军渡江。

就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陈修良又做了最后一项重要工作：她让地下党员分别潜入各个要害部门，等待适当时机切断敌人的通讯设施，破坏军事指挥系统。这些行动为解放军的顺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段时期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分秒必争。陈修良和她的地下组织成员们以惊人的胆识和智慧，将一条条珍贵的情报送往前线，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南京解放前后的重要行动

1949年4月23日凌晨，陈修良收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南京城内实施宵禁。她立即启动了紧急预案，让潜伏在各个单位的地下党员开始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当天晚上，她指挥地下党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别潜入了南京的电力局、电信局和广播电台。

在城防体系中，陈修良特别关注了中央军用电台。她指派的地下党员提前破坏了备用发电机，并在关键时刻切断了主电源。这个行动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的通讯系统在关键时刻瘫痪。同时，她还安排人员将部分重要的军事档案转移到安全地点，避免被国民党焚毁。

4月24日，陈修良接到前线指示，要求确保南京城内重要设施的安全。她立即调动了一批在工厂企业工作的地下党员，组织工人进行自卫，保护工厂设备。在浦口火车站，地下党员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破坏铁路设施的企图。同时，她还派人保护了南京的自来水厂和发电厂，确保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

4月25日，陈修良组织了一次最为关键的行动。她让分散在南京各区的地下党员同时行动，控制了多个军火库和粮食仓库。这些仓库中储存的物资，后来都完整地移交给了解放军。特别是位于中华门附近的一处秘密军火库，里面储存的大量武器弹药被及时看守，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爆炸危险。

在解放军即将进城的前夕，陈修良还组织了一支临时治安队。这支队伍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负责维持城区秩序，防止敌特分子趁乱破坏。他们在各个街道设立了临时岗哨，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有效遏制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

4月26日，当解放军开始进入南京城时，陈修良安排的地下党员立即在各个路口指引方向，协助部队快速推进。在一些复杂地段，地下党员还担任向导，带领解放军避开暗哨和险要地带。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还及时向指挥部提供了残余敌军的藏匿地点，协助解放军快速清剿顽抗分子。

解放军进城后，陈修良立即组织人员接管了各个政府机关。地下党员们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迅速控制了档案室、机要室等重要部门，保护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在南京市政府大楼，地下党员们第一时间控制了财政金库，保护了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

在南京博物院，陈修良派出的一个专门小组成功阻止了国民党人员企图转移文物的行动。这些文物都是国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大量珍贵的书画、青铜器和瓷器。小组成员昼夜值守，直到文物部门正式接管。

南京解放的当天下午，陈修良召集各区负责人，立即开展了社会秩序恢复工作。她安排地下党员协助各单位恢复生产，维持社会治安，并帮助解放军接收和管理各类物资。在短短几天内，南京城就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群众生活很快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