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央！时隔多年，师级干部遇害案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1947年，5名师级干部遇害震惊中央，时隔22年，72岁匪首最终现形

1947年5月的一个黄昏，冀东军分区代表团在热河柴胡栏子村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五名师级干部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中不幸牺牲，这些曾在井冈山时期就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却没能等到新中国的曙光。而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一个名叫任芳伍的土匪头子，却在血案发生后销声匿迹。他像一缕青烟般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让中央震怒，让公安机关头疼。直到22年后，这个改头换面、隐姓埋名的罪魁祸首才终于落网。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是如何在22年间躲过层层追捕？他又是如何最终暴露行踪？这场震惊中央的大案，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

一、突发血案背后的真相

1947年5月17日清晨，冀东军分区代表团一行70余人离开平泉县城，准备前往热河林西参加中共冀察热辽军区的重要会议。代表团由团长苏林燕带队，成员包括王克如、冀光、胡里光、王平民等多位师级干部。为确保代表团安全，22军分区特派警卫连护送。

代表团一路向北推进，避开国民党控制的要道，选择解放区内的偏僻山路前行。傍晚时分，队伍来到柴胡栏子村。这个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位于解放区腹地，四周都是我军根据地，按理说应当十分安全。

但由于代表团人数众多，小村无法容纳。苏林燕决定将队伍一分为二：代表团留在柴胡栏子村，而警卫连则驻扎在三里外的彩凤营子村。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决定，却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当晚，苏林燕只在村东安排了警戒哨，重点防范东面可能出现的国民党39军。然而危险却来自西面：在距离柴胡栏子村仅6里的山沟里，任芳伍率领的500余名土匪正虎视眈眈。

次日凌晨4点，一声枪响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巡逻的警卫员李中权发现大批武装人员逼近村外，误以为是民兵部队。当他走近盘查时，对方突然开火。李中权当即组织反击，但寡不敌众。

枪声惊醒了代表团全体人员。面对500多名土匪的包围，代表团仅有13支长枪，火力严重不足。苏林燕立即派出多名警卫员突围求援，希望驻扎在彩凤营子村的警卫连能及时增援。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警卫连连长王虎庆接到求援后，不仅没有立即出击，反而借口＂敌情不明＂，带领全连向北撤退。几名突围的警卫员多次恳求，王虎庆始终推诿不前。

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代表团的处境愈发危急。苏林燕命令将所有重要文件焚毁，带领众人与土匪展开巷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代表团的文职干部也不得不拿起武器参战。最终，包括苏林燕在内的五名师级干部和22名军区代表壮烈牺牲。

血案发生后，朱德元帅率部及时赶到，将任芳伍的土匪部队大部歼灭。但任芳伍本人却在几名亲信的掩护下逃之夭夭。而王虎庆等人因临阵脱逃、贻误战机，被军法处置。

二、土匪头子的恶行累累

任芳伍的土匪生涯可追溯到1935年。在热河山区，他先是加入了当地一支规模不大的土匪队伍，凭借狡诈手段很快成为二当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趁势扩充势力，从最初的二十余人发展到近百人。

抗战期间，任芳伍表面上打着抗日的旗号，实则与日伪军暗中勾结。他常常收取日军提供的粮饷和武器，为日军充当向导，甚至协助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1940年，他带领部下配合日军破坏了平泉县红松沟抗日联络站，致使多名地下工作者牺牲。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芳伍又迅速改换门庭，投靠国民党。热河地区国民党39军军长张明远为了拉拢这支地方武装，不仅给予任芳伍＂游击大队长＂的头衔，还供给大量军火弹药。任芳伍借机扩充队伍，人数一度增至五百余人。

在热河山区，任芳伍的恶名远播。他不仅勒索商户、抢掠百姓，还经常绑架地主富农索要赎金。1946年春，他先后洗劫了平泉县城北的三个乡镇，抢走大量粮食和财物。当地群众被迫交出积蓄，有反抗者便遭到毒打甚至杀害。

1946年下半年，解放军开始在热河地区展开剿匪行动。任芳伍的老巢几次被端，但他总能带着核心骨干逃脱。为了报复，他采取更加疯狂的手段。据统计，从1946年8月到1947年4月，任芳伍的土匪队伍共袭击了解放区内12个村庄，烧毁民房数百间，杀害基层干部和民兵30余人。

1947年初，国民党39军为了配合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多次派人联络任芳伍，许诺只要能打击我军要员，便给予重金酬谢。4月中旬，任芳伍通过关系网得知冀东军分区代表团即将北上开会的情报。他立即带领手下翻越几道山梁，悄悄潜入柴胡栏子村附近。

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任芳伍提前派出探子打探情报。这些探子混在当地百姓中间，四处打探代表团的行程和警卫力量部署。通过村民的无意透露，任芳伍掌握了代表团与警卫连分开驻扎的关键信息，这才有了后来血腥的伏击行动。

这次行动让任芳伍在国民党那里赚得了重赏，但也让他成为解放军重点追剿的对象。在上级的通缉令上，任芳伍被列为＂二号要犯＂，各地解放军和公安部门都在全力搜捕这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随后的几个月里，任芳伍的残余部众陆续被歼灭，但他本人却像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

三、追捕过程中的波折

1947年6月，中央派出专案组进驻热河地区，全面开展对任芳伍的追捕工作。然而，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关键时期，大量警力和军事力量都投入到了主战场，这给追捕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专案组首先在热河一带建立了情报网络。通过走访幸存的目击证人，专案组绘制出了一份详细的社会关系图，其中包括任芳伍的亲属、旧部和可能的藏匿地点。但让专案组意外的是，任芳伍的家属和大部分旧部都对其下落一无所知。

1948年初，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有人在承德城外的一个村庄见到过与任芳伍相貌相似的人。专案组立即派出便衣侦查员前往调查，却发现那里已人去楼空。后来证实，这是任芳伍的一个心腹手下故意放出的假消息，目的是为了转移追查的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追捕工作进入新阶段。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任芳伍的通缉令，并在各省建立了协查网络。同时，专案组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任芳伍的几个亲信也都改头换面，在各地过起了平静的生活。

1952年，专案组在山西太原抓获了任芳伍的一名重要手下张某。经过突审，张某交代了1947年血案后他们的逃亡路线：先是向北逃到了内蒙古，后来又辗转到了河北南部。但张某声称，在1948年春天，他就与任芳伍失去了联系。

此后的十多年里，追捕工作进入了一个低谷期。由于线索中断，加上年代久远，不少专案组成员调离或退休，新上任的侦查员对案情也不够熟悉。但专案组始终保持着每月一次的情况分析会议，坚持梳理各类可疑线索。

转机出现在1965年。当年夏天，专案组接到一份来自承德农场的匿名信，举报说有一位名叫李福寿的老农很可能就是任芳伍。信中提到，这位老农虽然表面上老实巴交，但经常独自外出，而且从不与人谈论自己的过去。

专案组对这条线索进行了认真分析。通过调查发现，这位李福寿是1950年来到承德农场的，自称是山东人，但说话却带有明显的热河口音。更重要的是，他的年龄、身高都与任芳伍的特征相符。

为了确认李福寿的真实身份，专案组采取了＂化整为零＂的侦查策略。他们派出多名侦查员以不同身份进入农场，有的假扮知青，有的假扮农技员，分散打探李福寿的情况。同时，还在农场周边部署了秘密监视力量，严密注意李福寿的一举一动。

这种细致的侦查工作持续了近四年时间。期间，专案组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李福寿与外界的联系方式、日常活动规律，以及一些反常行为。这些都为最后的抓捕行动奠定了基础。

四、破案经过始末

1969年3月的一个清晨，承德农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工作组＂。这支由专案组精心挑选的抓捕队伍，经过多日演练，终于开始对李福寿展开收网行动。

行动前，专案组对李福寿的日常生活规律进行了详细分析。每天早晨五点半，李福寿都会准时起床，去菜地里劳动。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抓捕组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动手。当天凌晨四点，抓捕小组就已经在李福寿家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五点二十分，李福寿如常出门。当他走到菜地边缘时，埋伏多时的抓捕组迅速将其控制。让人意外的是，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并未做任何反抗。专案组在他家中搜查时，发现了一个被仔细封存的木匣子。匣子里装着一份1947年国民党39军发给他的委任状，上面赫然写着＂任芳伍＂三个字。

经过突审，这位化名李福寿的老人承认了自己就是任芳伍。他交代了22年来的逃亡经历：1947年血案发生后，他先是躲在内蒙古的一个牧民家中。1948年，他辗转到了河北深州，在一个偏僻的村庄当了几个月的长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来到承德农场，改名李福寿，从此隐姓埋名。

专案组在审讯中发现，任芳伍能够隐藏这么多年，主要得益于几个关键因素。首先，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土的地方定居，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其次，他刻意改变了外貌和举止，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最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从不与人深交，也不外出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为了核实任芳伍的供述，专案组派员前往他供述中提到的每一个地方进行调查。在内蒙古，他们找到了当年收留任芳伍的牧民；在深州，他们也找到了能够证实任芳伍身份的知情人。这些调查结果与任芳伍的供述完全吻合。

同时，专案组还原了任芳伍的整个罪行。除了1947年柴胡栏子村血案外，他还承认了在1940年至1947年期间，曾多次带领部下烧杀抢掠，共造成数十名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死亡。这些罪行都得到了相关档案和证人证词的佐证。

任芳伍的落网，让这起震惊中央的特大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在此期间，专案组共出动侦查人员上千人次，走访群众数万人，收集各类线索数百条。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充分体现了公安机关锲而不舍的追捕精神。

在拘押期间，这位72岁的老罪犯态度还算配合，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说这些年来每当听到有人谈起柴胡栏子村的血案，就会提心吊胆好几天。22年的逃亡生涯，让他始终活在恐惧和不安中，直到这一天的到来。

五、审判与法律制裁

1969年6月，任芳伍案进入司法程序。承德中级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了特别审判庭，对这起时隔二十余年的重大案件进行审理。检察机关指控任芳伍犯有反革命罪、杀人罪、抢劫罪等多项罪名。

第一次开庭时，检察员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其中包括1947年柴胡栏子村血案的现场勘查记录、幸存者证词、任芳伍的亲笔供词，以及从其住处搜获的国民党委任状等物证。检方还传唤了十余名证人，包括案件亲历者、原土匪团伙成员和知情群众。

在审讯中，检方重点追究了任芳伍三个时期的犯罪行为。第一个时期是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与日伪军勾结，协助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造成大量抗日人员伤亡。第二个时期是1945年至1947年间，他投靠国民党，四处烧杀抢掠，残害基层干部和群众。第三个时期则是1947年的柴胡栏子村血案，他带领部下伏击并杀害了冀东军分区代表团成员。

在法庭上，幸存者的证词格外令人震撼。一位80岁的老人讲述了1946年任芳伍带人洗劫其村庄的经过。土匪们不仅抢走了村民所有的粮食和财物，还烧毁了整个村子的房屋，导致多人在那个冬天冻死饿死。另一位证人则是任芳伍原来的部下，他详细描述了土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作案手法。

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任芳伍在法庭上低头认罪。他承认了检方指控的全部罪行，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在最后陈述时，他说自己这些年虽然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从未有一天能够真正安宁。

1969年8月15日，承德中级人民法院对任芳伍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任芳伍的犯罪行为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巨大，后果特别严重。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法院以反革命罪、杀人罪等数罪并罚，判处任芳伍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任芳伍在听取判决后表示不上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判决于1969年9月5日执行。至此，这位在逃22年的特大要犯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案件审结后，司法机关对全案进行了总结。从1947年案发到1969年结案，前后历时22年，跨越三个省区，动用侦查力量上千人，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被编入公安部门的教学案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大案件侦破工作的典型范例。

在执行判决的同时，承德中级人民法院还对任芳伍的涉案财产进行了依法处置。经查，他在逃亡期间积累的财物已全部捐献给了农场，其本人在农场的工分收入也作为案件赔偿金，转交给了受害者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