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婚姻中的三妻四妾制度，你了解多少？

三妻四妾中的三妻是哪三妻？四妾又是哪四妾？你知道吗？

在中国古代，＂三妻四妾＂这个词几乎人人都听说过。人们常说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可你知道这＂三妻四妾＂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典故吗？说起这个词的由来，还要从唐朝说起。据传，唐朝名相狄仁杰年轻时曾做过一个离奇的梦，梦中有位神仙对他说：＂你命中注定将有三妻四妾＂。后来这个预言竟一语成谶，不过其中的＂三妻＂和＂四妾＂与我们想象的可大不相同。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三妻四妾＂制度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婚姻制度？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三妻四妾制度的历史渊源

世人皆知＂三妻四妾＂始于周朝，却不知这个制度的确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周文王姬昌在位时就曾下过一道特别的诏令。

那是在周朝初期，一位名叫伯夷的大臣向周文王进言：＂王上，如今民间婚嫁混乱，甚至有人十娶九迎，实在有违天理。＂周文王听后陷入沉思，随即召集群臣商议。

当时的太史令提出了一个建议：＂不如效仿天上北斗七星，规定天子可纳后妃不过七人。＂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周文王的认可。就这样，＂七妃制＂成为了后世＂三妻四妾＂最早的雏形。

到了西周时期，周公旦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制度。他划分了明确的等级：一正妻、二侧室、四妾。这个＂一二四＂制在当时被称为＂七女制＂，影响深远。

有趣的是，在春秋时期发生了一件事，让这个制度有了新的变化。鲁国大夫臧怀叔有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同一个人。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连孔子都发表评论说：＂臧氏三女，其实乱也。＂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统治，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时的婚姻制度更加严格，明确规定了正妻只能有一个。

到了汉代，王莽变法时期曾经尝试改革这个制度。他规定：＂凡民间婚配，当以一夫一妻为准。＂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普遍执行。相反，汉代的＂三妻四妾＂制度变得更加完备。

东汉末年，曹操在《魏武帝家令》中首次明确提出：＂嫡妻之外，妾室不得超过四人。＂这个规定被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基本沿用。

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杨坚在统一南北朝后，对这个制度做了重大调整。他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可纳妾三人，六品以下至八品可纳妾二人，九品以下只可纳妾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妾室数量与官品等级挂钩。

到了唐朝初年，这个制度更加系统化。唐太宗在贞观年间颁布的《唐律疏议》中，详细规定了各个阶层可以纳妾的数量。同时还规定：庶民若要纳妾，必须征得正妻同意。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末。

正是这些历史渊源，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妻四妾＂制度。这个制度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完善，形成了独特的等级秩序和规范体系。

二、三妻制度的具体内容

世人皆知＂正妻＂地位尊崇，却不知在宋朝有一位名叫赵惠明的官员，因为给予继室太多权力而被朝廷降职。这个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建炎四年，赵惠明的正妻病逝。按照当时的规矩，官员续弦需要上报朝廷。赵惠明迎娶继室李氏时，竟然大办喜宴，用上了八抬大轿，还请来了当地最著名的乐班。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按照宋制，继室不得享受正室的礼仪规格。

赵惠明的案例促使朝廷重申了＂三妻＂制度的具体规定。宋代的《三礼图》明确记载：＂正妻者，明媒正娶，拜堂成礼；继室者，虽可享用正妻礼仪，但不得超过正妻规格；填房者，只可简办，不得铺张。＂

这＂正妻＂＂继室＂＂填房＂就是＂三妻＂制度的具体内容。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各自的权力范围划分。

说起正妻的权力，还有一个有趣的典故。明朝嘉靖年间，扬州盐商陈翰林家的正妻张氏掌管着偌大的家业。一日，继室想要支取私房钱，必须得到张氏的同意。这不是个例，而是明确写入了律法的规定。《大明律》中写道：＂凡家中钱财、奴婢、田产，皆由正妻掌管。＂

继室的地位也有讲究。清朝乾隆年间就发生过一桩公案。杭州织造吴佩孚的继室想要打骂他的填房，被告到了官府。知府判定：＂继室虽不及正妻，但位在填房之上，可责罚填房，但不得打骂。＂

填房最初其实是个很特别的称谓。南宋时期，开国功臣岳飞的长子岳云续弦时就用过这个说法。他在家书中写道：＂此番娶王氏，乃填补亡妻空房，故唤作填房。＂后来这个说法逐渐成为制度。

三妻各有各的规矩。正妻要穿红衣乘红轿，继室只能穿绿衣坐绿轿，填房则只能穿蓝衣坐蓝轿。这些规矩一直延续到清代。

说到这些规矩，清朝雍正皇帝还特意为此发过一道上谕。上谕说：＂三妻制度，乃我朝祖制，岂可随意更改？今后各级官员家中，务必遵照规制行事。＂

更有趣的是各自的称呼问题。＂夫人＂是专门给正妻用的，继室只能叫＂继室＂或＂二夫人＂，填房则只能称＂填房＂或＂三夫人＂。如果有人乱用称呼，是要受到惩罚的。

乾隆年间就有一个商人，因为给填房用了＂夫人＂的称呼，被官府罚了二十两银子。这件事被记录在当地的县志上，成为了后人遵守制度的警示。

不过，这＂三妻＂制度到了清末也渐渐松动了。同治年间，一些开明的官员甚至主张废除这种等级区分。但在清朝灭亡前，这个制度始终没有被正式废除。

三、四妾制度的演变与实施

世人皆知古代四妾有严格等级，却鲜有人知道这其中还有一段关于唐朝才女上官婉儿的轶事。这位在武则天时期大放异彩的才女，年轻时曾为一个特殊的案件写过判词。

这个案件发生在唐高宗时期。一位叫李明德的朝廷命官，家中有四位妾室，分别是：贵妾、次妾、庶妾和侍妾。一日，贵妾要求和正妻同坐上席，引发了一场风波。上官婉儿在判词中写道：＂妾有四等，各有其位，僭越者当罚。＂

这＂四等妾＂制度由此可见一斑。贵妾虽为四妾之首，但地位始终不能与正妻相提并论。说起妾室的来源，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规定。

宋朝年间，苏州织造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良家女不可为妾，妾多出于乐户、官奴及商贾之女。＂这条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在明朝，四妾的等级更加细化。正德年间江南布政使司就有这样的记载：＂贵妾多为商贾之女，可着绫罗；次妾为官户之女，可着细绢；庶妾为平民之女，只可着粗布；侍妾多为婢女出身，不得着彩衣。＂

清朝时期，四妾制度有了新的变化。康熙年间就出现过一个有趣的案例。扬州盐商范氏家的大少爷想要提升一位侍妾的地位，引发了家中其他妾室的不满。最后范老爷定下规矩：＂四妾进门之序，终身不可更改。＂

不仅如此，各个朝代还都有著名的妾室故事。唐朝杨贵妃本是贵妾，后来才被升为贵妃。宋朝李师师开创了名妓入府为妾的先例。明朝陈圆圆更是从歌妓一跃成为吴三桂的贵妾。

有趣的是，清朝还专门制定了四妾的日常规矩。如果府上要举办宴席，贵妾可以入席但要坐在下首，次妾只能在外间伺候，庶妾和侍妾则不得露面。

商业联姻中的妾室制度也很特别。明朝时，徽商经常用妾室身份来建立商业联系。一位成功的商人可能同时纳了四个不同商号掌柜的女儿为妾，借此扩大商业网络。

清朝的＂妾券＂制度更是独特。纳妾时要立下书面契约，写明妾室的等级和权利。乾隆年间的一份妾券上就明确写道：＂贵妾可领月银十两，次妾五两，庶妾三两，侍妾一两。＂

随着时代变迁，四妾制度也在不断演变。到了清末，一些开明人士开始反对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但在整个清朝，四妾制度始终是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制度背后的社会意义

世人皆知三妻四妾制是为了延续宗族，却不知道在明朝嘉靖年间，曾经发生过一桩因为宗族延续引发的轰动朝野的公案。

这件事发生在江南望族沈家。沈家独子娶妻十年无子，族中长辈催促他纳妾。一日，族长沈明远召集族中男丁商议此事，竟然惊动了朝廷。原来，沈家在当地是个大族，族人超过千人，每年科举都有人中举。如果嫡系断绝，将影响整个家族的兴衰。

最终，兵部尚书李东阳亲自过问此事，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宗族绵延，关乎社稷安危。＂这份奏折后来被收入《明实录》，成为了研究明代宗族制度的重要史料。

门第观念对三妻四妾制度的影响同样深远。清朝康熙年间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苏州织造马尚德的女儿本要嫁给一个举人，但因为对方家中已有正妻，最终只能以妾室的身份进门。马尚德为此还特意写了一封家书，说：＂宁为贵人妾，不为寒门妻。＂

这种门第观念在商业联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乾隆年间的扬州盐商黄天培就曾经在一年之内纳了四个妾室，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的商号。每一次纳妾都伴随着一笔巨额的商业合作。有意思的是，这四位妾室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她们娘家商号的实力。

说起商业联姻中的妾室作用，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典故。清朝道光年间，徽州商帮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两家商号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必须通过姻亲来维系。如果对方家中已有正妻，就只能以妾室的方式结亲。

这种做法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行话。＂赘妾通商＂就是那个时期流行的说法。据统计，清代徽商家族中，超过三成的商业合作都是通过纳妾建立的关系网。

不仅是商人，官场中的升迁也往往与妾室有关。清朝一位名叫张廷玉的大臣就在日记中写道：＂某某侍郎，因纳了户部员外郎之女为妾，不过三年，便升了郎中。＂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同治年间的一份官场笔记中就记载：有个叫钱若虚的官员，因为纳了一位权贵之女为妾，官运亨通，短短几年就从七品升到了从四品。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商人为了攀附权贵，不惜重金让自己的女儿做官员的妾室。据记载，清朝末年，一位盐商甚至花了十万两白银，才让女儿做了一个四品官员的次妾。

这些现象表明，三妻四妾制度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婚姻关系，成为了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纽带。它既是宗族延续的需要，也是门第观念的体现，更是商业联姻的重要手段。

五、近代变革与制度终结

世人皆知清末废除三妻四妾制度，却不知道光绪三十二年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在上海的一家审判厅，来了一位特殊的原告。这位原告就是著名的维新人士张謇的一位姨太太，她状告张謇要求废除妾室身份，要求平等对待。

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主审官员左右为难，最后不得不向两江总督请示。两江总督转呈朝廷，成为了清末新政改革婚姻制度的一个重要契机。

光绪帝在知道这件事后，召见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张百熙。张百熙在奏折中写道：＂时代变迁，婚姻制度亦当随之而变。＂这份奏折成为了清末废除三妻四妾制度的重要依据。

说起清末新政中的婚姻改革，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06年，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一位姨太太，在天津法院打赢了一场官司。她要求获得与正室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官司之后，清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婚姻法。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首次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为婚姻之本。＂虽然这部法律最终没有正式实施，但它为民国时期的婚姻革命奠定了基础。

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明确废除了三妻四妾制度。1913年，北洋政府也发布了类似的法令。但是，真正让这个制度彻底终结的，是一位叫陈撷芬的女性。

1917年，陈撷芬在上海创办了＂废除妾制同盟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废除妾制运动。她发表了一篇名为《敢问蓄妾之理何在》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这场运动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专门开辟专栏，连载了多位学者批判三妻四妾制度的文章。胡适就曾写道：＂妾制之存，为中国文明之耻。＂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民法》，正式确立一夫一妻制。这部法律第987条明确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从此，延续了几千年的三妻四妾制度正式走入历史。

不过，这部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阻力。1931年，上海就发生过一起有趣的案件。一位富商以＂旧式婚姻＂为由，要求保留他的三位姨太太。最终法院判决：＂新法之下，旧式婚姻不再受法律保护。＂

这个判例在当时的法律界引起了广泛讨论。著名法学家王宠惠在《法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婚姻革命，乃社会进步之表征。＂从此，中国的婚姻制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