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24-10-17 18:10
約翰·加尔文·福开森(JohnCalvin Ferguson)，生于一八六六年，死于一九四五年。
他的大半輩子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自命为出色的“汉学家”,在美国有人还称他为第一流的“东方学学者”，他又曾被选为美国紐約市艺术博物院的“終身院士”(紐約市艺术博物院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級的“最高学术机构”之一)。他在中国将近六十年的时間,曾經传过教,办过学校,主持过上海的《新聞报》,还担任过“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会长、华洋义哌会的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他的“著述”很多,涉及的方面极广,比較引人注目的有《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綜覽》等书。单就《艺术綜覽》一书而言,内容姑且不談,重量卽达几市斤。他所掠夺盗卖的中国珍貴文物不少,其中未能运走、現在仍存留于南京大学图书館者就有:宋拓大观帖第六卷，五代王齐翰挑耳图(王晉卿、苏軾跋)，北宋郭熙山水，明仇英烈女图等多件。
盜窃我国珍贵文物,仅仅是他的罪行之一;他在旧中国所进行的阴謀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历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的顾間。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頓会議，他是北洋軍閥政府的“中国代表团”組成人員之一。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中，他又是顧問，幷且担任了“故宮博物院”的“鑑定委員”。他佩戴过几个国家的“勛章”,其中有淸王朝的“双龙”、北洋政府的“嘉禾”和“文虎”、法国的“紅带”、日本的“宝石”。过去上海法租界有一条福开森路(今徐汇区武康路),就是为了紀念他的“特殊劳績”而命名的。由于他长期隐蔽在“学术文化、古董鑑賞”的假招牌后面,自炫“风雅”，因而有人就对于他的凶恶阴险面貌认識不足。实际上,在“百年魔怪舞翩躚”的旧时代里，福开森这一个帝国主义魔怪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可以算是司徒雷登的师兄弟①。从下面几件事实中,可以看出,福开森确实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強盜。
一、隐蔽在“传教士”外衣下面的凶恶面目
福开森一八六六年出生于美国东岸馬薩諸塞州一个牧师的家庭。一八八六年他在波士頓大学毕业后，即来华传教。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利用“教育事业”来奴化中国的政策有了发展。福开森来华正当其时,所以在短短的十几年功夫,經他的手就創办了三个这样的文化侵略机构。一八八八年，他在南京成立了汇文书院，自任监督(就是校长)。一八九七年，清政府买办官僚盛宣怀在上海創办南洋公学,聘福开森为督学。盛宣怀是掛名的监督,南洋公学的实权完全操于福开森之手。一九〇四年，福开森又与李提摩太和博舫济三人联名向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提出建議，在爱尔近路(今安庆路)上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华童学校。福开森学会了一口“南京官腔”,取了一个“福茂生”的中国姓名,出出进进常坐一頂綠呢大轎,渾身都是一套“官气”。更特别的是,当他在学校里主持典礼之时，他不仅披上他那一件美国大学学生毕业时所穿用的“学士袍”，还要奇形怪状地在那一頂“学士方帽”上縫上一顆清政府給他的“蓝頂子”。
福开森是否仅仅搞文化侵略呢?不是的,他还有許多其它的活动。正如美帝国主义分子丹顿特在《美国东亚外交史》一书中所承认,“美国传教士在美国驻华使館和領事館里占着重要的位置。事实上，与中国官吏办理交涉的人,就是这些传教士們。”当时美国駐华公使田具,在其一八八七年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里,对于在华美国传教士也有这样的估价:“这些先鋒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极大。”在这些方面，福开森是极尽其卑鄙无恥的能事的。
二、“福开森路”命名的由来
首先，从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命名的經过就可以看出腷开森阴謀活动的一个片段。上海旧法租界的許多路名，都是用来“紀念”法帝国主义的軍閥政客,例如福煦、貝当、克里蒙梭之流以及某些对于侵略中国有特殊表現的外国強盜的。当福开森路命名之时，福开森本人还不到四十岁,論其职位,也不过是在华办教育的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究竟有“何德何能”,凭什么上海法租界要“紀念”他呢?这是因为，福开森的特务活动大大便利了一八九九年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向外扩展，不仅使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企图得以順利实現,幷且也解决了英、美帝国主义与法帝国主义之間由于扩充租界而产生的“狗咬狗”的糾紛。
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清上海道在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须事敏体尼的压迫下,向其屈服,于是继上海英租界成立之后，又出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时法租界总面积仅九百八十六亩,其界址是,南至城河,北至洋涇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館,沿河至洋涇浜东南角。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在法租界迤南建有四明公所,内附丙舍义塚,以为权厝之用。一八六三年，法租界借着国内外反动派联合校杀太平天国革命的机会,向外扩展,面积达一千一百二十四亩，将四明公所划入法租界范围之内。一八七四年,法租界又想向徐家汇方面扩展,拟筑路通过四明公所的土地。五月三日,法工部局強行动工,受到人民羣众的坚决制止。法国調来了水兵,公共租界出动了商团,美国侵略者也从泊沪的侦察艇上派遣了一百名陆战队，对示威的羣众扫射屠杀,被枪杀者七人,負重伤者十二人;外国侵略者也有些人被打伤，有几处房屋被焚毁。这就是第一次的四明公所反侵略事件，这次事件以外国侵略者的失敗而結束。第二天，法国驻沪总領事高多(Godeaux) 馬上出了紧急布告，說明不修馬路,并准許四明公所在土地上建筑围墙。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五日(光緒四年七月十七日)清、法双方立据结案时，法国承认“此后法国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塚地,永归宁波董事会經管,免其迁移。凡塚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屋、种植，致損葬棺”。到了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六日(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国侵略者不顾前約,派兵曳炮,硬要拆四明公所的围墙，准备向界外筑路。于是引起第二次的四明公所反侵略运动。当时上海的宁波人一律停工罢市,市民积极声拨,反帝运动扩大到公共租界。法帝国主义增派水兵登陆，示威羣众被屠杀者十二人，受重伤者三十余人。卖国的清政府反而向法国侵略者寻求和解途径,法帝国主义于是乘机提出扩充租界要求,強索十六舖迤南一带、上海县城西門外一带、法租界迤西八仙桥一带幷包括浦东和吳淞的一部分地区，作为扩充范围。法租界这种要求与公共租界的扩界要求有矛盾,法国与英、美两帝国主义之間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因而对清政府的交涉不得不拖延下来。
在这种錯綜复杂的情况之下，福开森就施展了他的身手。福开森在南京办汇文书院时,巳經結識了刘坤一,幷且担任了刘坤一的顾問，此时他已应盛宣怀之聘,到上海办理南洋公学,他馬上去南京找刘坤一进行阴謀活动。刘坤一居然派福开森为中国方面的划界委員(另一委員是俞某)，来上海协助道台余联沅与两个租界当局办理划界的交涉，又委託他代为办理四明公所屠杀事件的善后事宜。結果,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面积都扩充了两三倍左右。法租界的面积由一千一百二十四亩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九亩,公共租界由一万一千五百〇六亩增加到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三亩。福开森的活动，不仅得到法租界的“紀念”,也受到公共租界的贊揚。上海公共租界一八九九年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应当承认，对于工部局划界的意愿,中国政府代表尽可能地予以滿足。”
三、八国联軍侵华时对东南买办官僚集团的誘降活动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声势澎湃。六月二十一日(庚子五月二十五日)清王朝下詔“宣战”,同日軍机处寄各省督撫的上諭說:“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撫如能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北方局势的迅速变化,使得外国侵略者一时惊惶失措,他們特別担心，排外运动会向南方发展。他們当时的对策是对于清政府中的投降派进行誘降,使中国陷于分裂,以便于集中力量打击北方的义和团抗帝运动,迫使清王朝彻底投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首的大封建官僚,就勾結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演出了所謂“东南互保”的丑剧。这一件汉奸卖国的活动，由张之洞、刘坤一出面主持,幷得到李鴻章、袁世凱等人的贊助,主謀者是盛宣怀。福开森在幕后起了游說劝降、参谋策划的作用，幷且直接参与了中外两方的正式談判。
福开森与盛宣怀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原是刘坤一的顾問,从这时起,他又通过刘坤一、盛宣怀的介紹，当上了张之洞的顾問。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庚子五月二十四日)，盛宣怀致刘坤一的电报,就談到“褔开森面稟，各領事幷无占吳淞之意。英領事要我請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等語。”① 福开森此时虽然还不过三十四岁，但已經是一个老奸巨猾的特务。他用預先向盛宣怀“吿密”的手段，来說明各国沒有攻占吳淞口之意,以稳住投降派的心，便于进一步地进行誘降的活动。果然,六月二十四日(庚子五月二十八日)，盛宣怀就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正式提出所謂“东南互保”的主张,要求刘坤一、张之洞“会同电筋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撫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成女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 同一天，刘坤一电张之洞，促其对于盛宣怀的建議表示意見。张之洞立刻电复同意，并分别电告各国驻上海的領袖总領事与上海日本总事小田，通知他們已电嘱上海道及盛宣怀就此事与沪上各領事迅速安議办法。两广总督李鸿章复盛宣怀的电报,虽然沒有对于这件事直接表示意見,但是电文中說,“二十五日詔,粵断不奉,卽所謂矫詔也。希将此电密致峴帅、香帅。”这就向刘坤一、张之洞表示了他对于盛宣怀建議的支持。
一九〇0年六月二十六日(庚子五月三十日),上海道余联沅，鉄路大臣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的顾問福开森，共同会晤了各国駐上海的領事,議定了“长江及苏杭内地两不相扰”的条款九条,又“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十条。“互不相扰”条款中，特别规定制造局火药局的軍火“专为防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这就是說,这些軍火只能供鎮压抗帝运动之用,不能接济清王朝的中央政府。
福开森的特务活动,不仅得到美、英帝国主义的赞許，日本和法国政府还特为此事向他致送了“勛章”。从十九世紀末年起，福开森这个老牌特务，以美籍传教士的身份充当中国反动統治的官吏,一贯就干着“吃里爬外”的无恥勾当。辛亥革命以后,他迭次充当北洋軍閥政府的“总統府顾問”。
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議上，福开森居然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名团員。这次会議,一方面,美、英承认日本在华的旣得权益，另一方面，九个参加国签訂了所謂“九国公約”,确认中国“門戶开放”的原則。北洋軍閥政府的代表在会議上竟无恥地宣称:“中国旣极贊同所称門戶开放主义，即与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平等主义,故自愿承认該項主义,幷实行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这样，就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中国、同时又为美国独占中国准备条件的新局面。
四、政治詐騙、投机倒把的骯脏勾当
福开森这一个为几个帝国主义服务、首先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特务，他自己一步一步地也走进了在华美国垄断资本家的行列。福开森初来中国的时候，是一个两手空空的传教上。过不了多少年,他在上海拥有土地,在北京喜鵲胡同置有精致寬敞的房屋，成了上海《新聞报》的老板,持有美商愼昌洋行的股票，幷且以中国珍貴文物的“收藏家兼鑑賞家”的姿态出現，儼然鉅富。他的資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福开森掠夺中国人民的卑鄙行径甚多，其确凿有据者就有这样几項:第一是利用职权进行城市土地的投机倒把;第二是經营出版事业，以便于他政治上的訛詐;第三是盗卖掠夺中国珍貴文物,从中漁利;第四是拥有愼昌洋行的股票，成为美帝侵华主要經济机构之一的后台老板。
南洋公学的实权操于福开森之手，一切用地建房的事都由他經管。他利用兴办教育的名义,在上海徐家汇一带征购农田,自己也弄了不少地皮。这些地皮,在法租界向外扩充后,作为市区土地高价出手，一轉移間，获得大利。这也是他积极为法帝国主义服务、尽力协助法租界向外扩张的一项重要原因。一八九七年,清政府派盛宣怀为督办鉄路大臣，組織中国鉄路总公司。公司初拟設在北京,旋因兴办淞沪鉄路,就近設于上海。一九○四年,盛宣怀派福开森去欧、美代中国考察鉄路事业。一九○五年,淞沪鉄路在取得英商中英公司的贷款后开工兴筑，一九〇八年全綫通車。在修筑这段鉄路的过程中,福开森担任了盛宣怀的英文总文案,又录任了淞沪鉄路购地处的会办。于是,他又凭借了这一项职权,继續进行他私人对土地的投机倒把。
上海的《新聞报》是旧时代中上海的大报之一，曾經是福开森进行政治詐騙和資金积累的有力工具。《新聞报》創刊于一八九三年二月(光绪十九年元旦)，原由英文《字林西报》排字傾班英人斐机思纠集中外商人所合粗,旋由英人丹福士任总董。一八九九年，丹福士宣告破产,瓢开森以賤价购得其股份，逐步搜罗其他股票，夥于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票据为己有，以汪汉溪为总經理。一九〇六年,《新聞报》在香港註册为英商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六年又改組为美商公司。一九二四年汪汉溪死后，福开森又任用汪子伯奇維任总經理。疆开森在表面上对于报館的辐辑工作并不亲自过問，但实际上报館的大政方針完全是由他主持决定的。这个方針,簡单地說,就是竭力維护代理美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軍閥的权势,幷从多方面来宣传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当报館的需輯工作符合于他的意图之时,他当然沒有什么話說,但是,一有差异,他便及时加以糾正。例如某次有一篇社論触及了徐世昌，他馬上就提出了警告。福开森对于《新闻报》的投资至为有限，而在一九二九年,当他将自己持有的《新聞报》股票售与北四行(中南、大陆、金城、盐业四銀行)財团之时,得了几十万元,发了一笔大財。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兵临上海租界,《新聞报》又想托庇于福开森，在名义上出租与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由福开森的儿子充任监督,由普盆地产公司的美商包德担任总經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新聞报》被日寇查封。福开森还想利用他的老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搭。日寇对于福开森加以照顾，并沒有把他送到山东潍县的欧美侨民集中营，仅仅将他拘留在北京喜鵲胡同他自己的家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被遣送返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在紐約克里夫頓温泉(Clifton Springs)去世。
美商愼昌洋行(Anderson,Meyer&Company,Ltd.),总行設于上海,分支机构遍設中国各地,专門經营軍火、机器、五金、电气通訊、交通运输等器材的进口,幷掠夺中国土特产出口，是美国在华垄断财团的主要侵略机构之一。福开森是这家洋行的股东，他的儿子是洋行的一个負責人。一九三一年,愼昌洋行发行的《二十五年紀念册》,福开森是主編，书中还附有国民党反动政府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祝贺信。
五、盗窃我国古代文物的罪恶活动
福开森不仅是特务活动和投机倒把的“能手”，他又是盗窃我国珍貴文物的“能手”。这个文化強盗,很早就在打我国古代文物的主意了。据其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历代著录吉金目》的自供,“仆之研究銅器,始于四十年前。”看他的著述,好象对我国历代的艺术知識非常渊博,举凡銅器、陶瓷、书法、繪画以及其它各种艺术品无所不通;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古董巿儈,对于中国古文物的学識极其浅陋。他的几本“名著”,例如《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綜覽》等书,都不是他自己的东西。这些专业性的书籍,都是他利用“庚子賠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的“学术研究津貼”,聘請几位对中国古文物有特殊研究与經驗的专家代他編写而成的;这几位老先生現在仍然健在。至于他本人,至多不过担任了一些翻譯和編排工作而已。剽窃他人著作，据为己有，是这一个“出色的东方学学者”的一贯办法。例如一九〇九年他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国家銀行与币制改革»就是盛宣怀的《銀行与币制,議》。一九三一年他所写的《二十五年的愼昌洋行》，就是一套愼昌洋行各部門的广告彙稨。在蒋介石王朝中，他担任“故宮博物院”的“鑑定委員”。每逢鑑定古物时,福开森从来不率先表示什么意見，总要等待别人提出各种看法,經过反复争辯之后，他再看风使舵，提出一些不疼不癢、左右逢源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古董贩子,却有他特殊的本領。他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利用別人正确的判断，来达到他盜窃珍貴女物的目的。他在中年以后，定居北京喜鵲胡同。他的北京寓所成了古董掮客出出进进的場所,眞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我国的珍貴文物，經他的手被盜切出去的为数不少,最著名的一件就是西周初年的一套泛禁和酒器,现存美国紐約市艺术博物院。殷末周初貴族所用的酒器,大多是靑銅鑄造的，塑造十分精美。禁(形如一个长方形的炕儿)和成套的酒器，都装飾着精致的饕餮紋、夔紋和鳥紋,是西周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反映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靑銅冶鑄技术和工艺美术上的高度成就。这一套极其珍貴的古銅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秋天,在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出土,后为端方所得,視为传家之宝。端方死后多年,福开森串通古董商人以廉价购得,待机偷运出国。朱哲元在北京任冀察政务委員会委員长时,得到关于此事的密报,一度想加以截留,未果,終于被褔开森偷运出境，以三十万元美金的价格售与紐約市艺术博物院。福开森自己就是这一个机构的所謂“終身院士”。
福开森在中国活动了近六十年,他的強盜罪行絕不止这几件。茲就所聞摘述如上,以备閱者的补充和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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