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说到：市场是昂贵的奢侈品，是需要国家强权、国家资源和整个社会共同创造的。接下来具体聊聊市场创造的顺序和逻辑，今天先讲一个底层的理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DT）

欧洲各国工业革命的不同

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广泛存在于欧洲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是一个历史学家十分熟知，并仔细探讨过的历史现象。虽然经济史学家，认为它是开启工业革命的必经阶段，但是历史学家们，也长期对一个历史事实感到迷惑不解，那就是原始工业化并没有在所有欧洲国家
导致工业化。

也就是说，只有一些欧洲国家：先是英国、再是法国，在完成原始工业化后，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但是另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荷兰和爱尔兰等，却在原始工业化后期，长期停止了发展，并出现了“去原始工业化”现象。

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从乡村原始工业化阶段，向规模化大生产阶段的过渡，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仍⁤然需要重商主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场创造。

而遍布于荷兰和爱尔兰乡村的原始工业化，尤其是纺织业，恰好因为没有继续获得国家意志，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强有力扶持，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参与世界市场的争夺，从而被英国的纺织工业所击溃

胚胎发育理论

或许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型和理论来概括。这个理论也许可以被称为“新阶段论”（NST），或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DT）。

NST（或EDT）与李斯特、马克思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密切相关，也与其他学派的发展理论紧密相连，如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进口替代理论和大推⁢论理论。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内生的，而且历史上，往往是被建立来实现或执行国家发展政策和战略的工具，是用来巩固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化保障。

NST认为，市场创造者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市场缺失，是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并强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是市场这一公共产品的核心要素，以及政府在提供这些核心要素，和克服“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方面的核心作用

林毅夫的观点

林毅夫强调了国家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NST则通过对“市场创造”和政府搭建“市场平台”，这一最基本核心问题的论证和阐述，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必要补充，并由此为揭示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开辟了新的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了市场的存在，或创造市场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是来提供和创造“市场”这个交易平台？

例如，印度在廉价劳动力方面，与中国拥有类似的比较优势，然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落后了中国几十年。根本原因不在于印度是否愿意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而在于它无法充分利用这个“比较优势”资源，因为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成功创造出与中国类似规模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因而，尽管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却不能像中国一样产出如此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管印度的劳动力多么廉价，印度农民都不可能凭借自己创造出如此巨大统一的市场。外国企业和商人也没有积极性，来为印度人创造这个统一市场，最终要落到印度政府的身上。

另外，比较优势理论也同其他新古典经济理论一样，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之谜。为什么它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难道欧洲当年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难道英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胜过欧洲其他国家？

一个流行观点对中国“李约瑟之谜”提出的解释是，因为西方现在17世纪产生了科学革命，而中国则在科举制度下，没有产生科学家，因此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

但是姑且不论英国的18世纪的科学，是否比同时代的法国和德国更发达，且科学家更多，这种“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和原因”，说法已经被很多经济史学家所驳倒。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的发明和采用，比如珍妮纺织机、铁路、煤炭开采、炼铁技术、蒸汽机等，都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理论，比如哥白尼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牛顿力学，甚至后来的热力学理论，丝毫没有关系。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包括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全都是没有上过学的工匠。

另外，这对“工业革命”的解释的一个直接引申推理，就是后发国家如果想要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最好先搞好科学革命。因为不懂科学，如何向国外学习技术？但这个推论是错误的，而且与现实不符，不过它倒是与芝加哥学派，后来提倡的，关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理论相符。

但是很多非洲（比如埃及）、拉美（比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亚洲国家（比如菲律宾），按照这个“人力资本”理论建立了学多大学（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学大省参加了埃及的“茉莉花革命”），也没有能够开启工业革命。

问题终归还是出在对“供给不能创造对自身的需求”，这个一般的“胚胎发育”理论缺乏理解上。林毅夫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指出很多强行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无论制度如何，都采纳了看似违背其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因此形成很多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扭曲，和巨大的财政负担。

林毅夫的另一个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是内生的。因为资本（供给）是在不断积累的，因此用劳动——资本比，或他们的相对价格衡量的产业结构必须是动态的。虽然这一动态的产业升级过程完全可以由市场力量推动（比如像索罗增长模型一样），但林毅夫强调，信息不对称等摩擦阻力，会造成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助一臂之力。

而本书则强调，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市场规模来支撑，而市场本身又是一个十分昂贵的公共品，因此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商人和企业）的通力合作来不断创造，为产业升级提供市场条件，尤其是开拓和深化全球市场，并对市场秩序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

这是一个巨大的对国家能力和意志以及外交战略的考验。中国目前的一带一路，就是在中国完成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创造和升级后，为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施行的全球市场创造和制造业升级的大战略。

现存世界市场托起了中国的工业革命，但是对于中国重工业起飞已经不够用。没有重新开拓全球市场和重塑世界贸易秩序（和这背后的政治秩序）的勇气和国家意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和市场创造的“胚胎发育”理论密不可分，它体现的正是市场创造这个核心点，和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这个秘密在鸦片战争的170多年后，终于被中国找到，且用了35年就如法炮制出一个，比当年大英帝国还强大数倍的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