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千年以前，中国就完成了“消灭贵族”的历史任务。在这方面，中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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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中国都是世界上很特殊的一个国家。那么大的“非宗教”国家，是一项。此外，还有另一项特殊点：中国很早——最晚是宋代——就是平民社会了。世袭贵族，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消亡了。中国的平民政治史，超过千年。

放眼全世界，中国的“无贵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非常少见、非常独特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无贵族”，是历次农民起义的结果。比如杀人如麻的黄巢，不分青红皂白，一通大砍大杀，“天街踏尽公卿骨”，把大量贵族都直接肉体消灭了。中国贵族就是这样消亡的。

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也符合史实。农民大起义等战乱中直接的肉体消灭——就是大屠杀，确实是中国贵族消亡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观点未免太过简化。实际上，中国贵族的消亡，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且，并不是只有战乱大屠杀这种“失控因素”，还有大量人为的、刻意为之的因素。

今天就来简单说说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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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其他人类文明一样，华夏文明早期，也是贵族社会。周天子只是个“话事人”，各诸侯国的独立性很强，而且世袭。到了东周，干脆四分五裂，成了春秋战国。

在周朝的层面上，是贵族制。在诸侯国的层面上，也是贵族制。曾经强大的晋国，就被国内几大贵族给分了，分成了韩赵魏三国——三家分晋。齐国原来的诸侯，也被其他贵族取而代之。

那时候的中国，是标准的古典贵族制，很多方面，和欧洲的贵族社会很类似。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残酷，人才的选拔标准大大放宽，各种非贵族的人才，都有了机会当大官掌大权。比如著名的苏秦，是个平民，并非贵族，但“身配六国相印”。贵族制的基础已经动摇。

秦的统一，加快了古典贵族时代的终结。秦国是各国中“平民化”程度最高的诸侯国，商鞅变法的核心其实就一条：论功行赏。出身血统啥的，都靠边站。秦统一天下以后，秦始皇的儿子们，都留在咸阳。分派到各地的，是国家任命的官员，而不是世袭贵族。在很多方面，秦朝都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水平。

秦朝虽然短命，但已经把平民政治的很多元素注入了中国文明的深层。所以，民间才会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在这方面，中国文明出奇地早熟。

正是在秦朝“平民化”的基础上，刘邦建立的汉朝，执政核心是“军功集团”，也就是平民出身，靠战场上打仗立功成为权贵的人。春秋战国以来的旧贵族，基本被历史淘汰了。这种平民本色，西汉保持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西汉皇帝选皇后时。有的根本不考虑出身，一些平民之女，都有机会进宫乃至当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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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类社会难以改变的规律之一就是：新的权贵总是竭力谋求权势的世袭。虽然旧贵族被消灭了，但时间一长，就会产生新贵族。

西汉的“平民性”，到了东汉，就所剩无几了。刘秀起兵，就是靠着南阳的几大家族。后来，这几大家族成为东汉的高层核心。东汉的皇帝选皇后，基本是从几大家族中轮流选。

到了东汉后期，虽然没有恢复周朝的古典贵族制，但已经出现了一批世家大族。人才的选拔，基本上局限在这个小圈子里。读《后汉书》，“列传”中的人物，都是有来历的，其父其祖都是显贵高官。刘邦、萧何、樊哙那种白手起家的底层平民，在东汉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

袁绍最乐于吹嘘的，就是他家“四世三公”——连续四代人出任过三公（司马、司空、司徒）那样的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已经形成了封闭的利益集团。

东汉后期形成的世家大族，流传到了后来的魏晋。当时的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高门大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沛国桓氏，颖川庾氏，太原王氏，陈郡袁氏等等，等等。

司马氏虽然是晋朝的皇室，但从世家的角度看，他们充其量算是二等世家，在王氏、谢氏这些顶级世家大族面前，还比较自卑。顶级世家娶媳妇聘闺女，看不上司马家的人。

司马家的皇帝如果强势，还能维持皇权的尊严。可后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等，晋朝皇室，狼狈南渡，成了东晋。东晋的皇帝，是被南渡的世家大族拥立上台的，从一开始就弱势。结果就是，东晋出现了真正的贵族政治——王与马，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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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共天下，其实是世家大族为主，掌握实权，东晋皇帝只是个空架子。

东晋的贵族政治，是周朝以后“贵族化”程度最高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成了中国贵族制最后的辉煌。这段时间，只有一百多年。

东晋之后，南方是所谓“南朝”——宋齐梁陈。北方则是北朝——各种少数民族政权，最后被北魏统一。

南朝北朝，同时展开了皇权对贵族的大反击。

先说北朝。

五胡乱华期间，很多世家大族“衣冠南渡”，迁徙到江南。但也有一部分世家大族留在了北方：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等等。

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初期很“野蛮”。根本不拿这些世家大族当回事。但是，到了北魏统一以后，因为毕竟要治理北方的农耕地区，不能把草原游牧民族那一套拿过来直接用。所以，北魏朝廷就越来越“汉化”，也越来越“文明”。这一来，掌握着儒家思想资源的世家大族，就被重视了。

其中清河崔氏有个崔浩，最为典型。北魏的皇帝，特别重用崔浩，不但让他当了宰相级别的高官，还让他主持写北魏国史。崔浩呢，一方面对北魏政权很忠诚，但另一方面，他日思夜想的，就是重建东汉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权势，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比如尽量提拔几大家族的人，竭力恢复“旧秩序”。

这就造成了崔浩最后的悲剧命运。最终，北魏太武帝下令诛杀崔浩。不仅杀了他这个人，还株连全家。要知道，那些世家大族，都是互相联姻的。说起来，都是或近或远的亲戚，全是一家子。结果，姓崔的、姓王的、姓卢的、姓李的等等，等等，被一网打尽，怎一个“惨”字了得。北方的世家大族，就此消失。

说起来，崔浩触怒皇帝，是因为他写的北魏国史太“写真”了。北魏皇室起家时的种种“丑史”都被记录在案。游牧民族，伦理上不像中原农耕民族那么严格，男男女女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崔浩把这些都写入史书，触怒了太武帝。

不过，历史学家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北魏诛杀崔浩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竭力想要恢复世家大族的“旧秩序”。这直接威胁了北魏的强化皇权。不把这些世家大族彻底除掉，北魏的政权就不稳定。北魏皇帝可不打算像东晋皇帝那样和某某“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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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南朝。

东晋实行了一百多年的贵族政治，但这个贵族政治，越到后来，越难以维持。

原因在于，当时南北对峙，经常要打仗。著名的谢家就领导打赢了关键的淝水之战。打赢了仗，谢家当然权势冲天，贵族政治更加稳固。可是，这种情况很难持续，原因就在于世家大族后继无人。

世家大族嘛，生活优越，奢侈豪华，其中的人，爱好文艺，附庸风雅。艺术品味越来越高，但说到上阵打仗、治国理政这种“粗活儿”，就没人愿意干了。

南北对峙之下，国家急需军事和治国人才，世家大族那边后继无人，国家只好提拔寒门子弟，渐渐地，政治上的权力就落在寒门子弟手中。

灭掉东晋、建立刘宋王朝的“战神”刘裕，就是平民出身。到那个时候，几乎已经找不到世家大族的将领了。刘裕这种平民，全面掌握了政治实权。接下来的南朝，一直是这种情况。

这时，就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

在南朝，世家大族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但他们的世家身份和架子还在。所以，看这阶段的史书，会发现那时的人特别讲究门第出身，士族在方方面面鄙视、排斥寒门子弟。不了解内情的人会以为，南朝的贵族政治和东晋差不多。其实，远非如此。

士族们嚷嚷得越凶，越强调门第出身，说明他们内心越虚弱——他们已经感到了大事不妙，自己正在被边缘化，但又无可奈何花落去。让你们上阵打仗，你们不敢啊。于是只好强化各种表面功夫，想要螳臂当车。

螳臂当车，必然失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了侯景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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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侯景之乱发生在第三个朝代——梁朝。

自从东晋“衣冠南渡”，到梁朝为止，北方各种大乱，但南方确实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稳定。南朝几个朝代的更替，都是宫廷政变，对社会影响不大。南渡过来的世家大族，悠然自得，虽然事实上正在边缘化，但表面上还是各种高大上。

侯景之乱彻底打烂了这种平静祥和。

侯景是从北方逃到南方的一个军阀。梁武帝萧衍愚蠢地收留了他，一厢情愿地以为侯景能帮着他北伐。其实侯景是喂不熟的白眼狼，最终在梁朝腹地发动叛乱，攻入建康（南京），在各地杀人放火，梁武帝也死于战乱。

侯景之乱的惨烈程度，不堪回首。在南方过了几代人太平日子的世家大族，“肤脆骨柔”“体羸气弱”，哪里能对抗这些凶悍之徒。侯景乱军，就像是闯入羊群的恶狼，肆意屠戮，血流成河。南方世家大族，被诛杀大半。

侯景之乱虽然惨不忍睹，但在毁灭南方世家大族上，这只是个开始。

侯景之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多建康的世家大族，逃往扬州、荆州一带，躲避战乱。没想到，北方的西魏政权挥兵南下，占据了荆州等地。这些逃难而来的世家大族，被西魏大军裹挟着迁往长安。一路各种艰苦危险，死亡无算。

这也还没完。

公园589年，统一了北方的隋朝，渡江南下，灭掉了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隋军把仅存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世家大族和南方新生权贵等等，像驱赶牲口一样全都迁往遥远的关中。可以想见，这一路的“悲惨行军”，不会有太多的幸存者。

至此，江南的世家大族，什么姓王的、姓谢的，什么书法家、文艺家、佛学家等等，几乎完全消失。“江南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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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南北朝之后建立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点。秦汉是中华第一帝国。隋唐是中华第二帝国。后面的明清算是中华第三帝国。

隋唐两朝，当然也有他们的权贵，但无论是周朝的古典贵族，还是东晋的贵族政治，都从中国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权贵固然有，但足以和皇权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世袭贵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到武则天时，朝廷还有兴趣编写类似“世家家谱”的材料，但实际上也是白费功夫。世家大族的概念，已经没人提了。再往后，连这种世家家谱也没人编了。高官权贵虽然有各种办法荫及子孙，但制度化的世袭、裂土分封，就别想了。

隋唐时期开始出现科举制，并非偶然。随着贵族制度的消亡，国家需要新的人才选拔方式。贵族那一套行不通了，自然而然就推出了考试制度——不问出身门第，向全社会开放的选拔制度。

到了宋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政权的开放性、平民性，已经无可置疑。

宋朝，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最成熟的平民社会。到这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其他文明千年以后才可能完成的“消灭贵族”。中国在这方面的遥遥领先，是很值得自豪的。实际上，很多国家，到今天，也没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我们中国，是很有资格、很有理由俯视这些落后文明的。